一）跑得太快

#F2050《书到用时方恨烧》里提到：

因为教材已经落后于时代，且必将落后于时代，所以官办的教育，再也没有办法学到真正的知识了。

只能学到10%，剩下的90%，全部都是“学徒制”。

道理很简单，因为“教材超前于现实社会发展”，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异常的现象。

中国之所以能拿过苏联的教科书来用，而且奉为圭臬，是因为那时候中国实在落后苏联太多了。

所以苏联的教科书，简直就是九阴真经，十全大补，实用操作手册，只要照书行事，就可以功力大涨。

“后进者”想追“先进者”，有教科书的话，是很容易的事情。照着追就行了。

但是问题来了，中国发展得太快，在过去17年里，GDP整整增长了9倍，平均起来，差不多两年翻一倍。

而且这还是在人均GDP远远落后，只有美国16%的情况下完成的。有学者算过，如果中国人均GDP能达到美国的50%，总GDP就能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。

结果就是，各个方面追得太快，科技人文也在飞速地进步，以至于人家的教科书拿过来，跟我们的教科书一比，发现基本知识已经差不多了，基础教育上甚至还要更胜一筹。

你冲得太快，一抬头，突然发现身周空无一人。

这时候，教育对你的作用就是0，因为你已经穷尽了教材上所有的知识，跑得比教材还要快，你的前方再也没有一个领跑者可以探路了。

所以更高的知识，没有办法从公共渠道获取了，就只能去找那些拥有知识的人，虚心拜访请教，求他指点迷津。这就是“学徒制”的雏形。

二）师承关系

“学徒制”不仅在知识传承上有重要的意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更大的用途。

韩愈讲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”，所以人人皆可为师，这话只讲了一半。

另外一半没有讲出来的是，韩愈自己从来不教人知识，却成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书生的老师。他成为这些人的老师，却甚至不需要为人家“传道受业解惑”。

为什么呢，因为“科举制度”。

嫡母盖过亲娘

座师取代恩师

众所周知，中国的选才制度，在唐朝由举荐制转化为了科举制。原来是纯粹的攀关系，“世胄蹑高位，英雄沉下僚”，现在出一套卷纸给你做，让你有凭借知识翻身的机会。

但是“科举制”的改革并不彻底，唐代科举依旧保留了大量举荐制的遗迹。

具体来说，如今的高考一律是切掉名字，扫描批阅，但这其实是有宋以后的制度，所谓“糊名誊录”。在唐代，考生卷纸是不糊名的。

这带来了第一个影响，既然考官知道自己录取和不录的是谁，那么间接相当于天下人都知道了这位考官对某举子的态度。倘若一个不小心，把白居易之类有才华的人刷了下去，那是要被知识分子团体戳脊梁骨的。

所以主考官对于录取名单，总是非常地头疼。

怎么办，只能去找诗文才能更高，鉴赏力更强，影响力更大的文坛大v一起商量，拟一个差不多的名单，然后等卷纸交上来，再综合考试成绩来判断。

最后公布的进士，往往跟之前商议的结果，不会相差太多。这就是所谓“通榜”制度，那些提供参考意见的大v，就是“通榜人”。

明眼人都看得出，这就是变相的推荐制。

既然录取与否取决于“平时名气”这种很玄的东西，那么当然不忌讳夹带一两个私人进去，只要有合适的理由解释就行了。

毕竟大家都很优秀的时候，录取谁就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的事情。你爱李白文采俊逸，但杜甫老成持重也很好啊。完全没有一个主观的好坏标准，主考官和“通榜人”的解释权，是非常非常大的。

而且“世家大族”的子女们，可能早就交游于这些权贵之家，素有才名声望，通榜人可能就是看着他们长大的。那录取这些“优秀有名的少年”，岂不更是在情理之中？

事情不止如此，开元二十九年十月，韦陟接任礼部侍郎之后，他觉得“一考定终身”，并不能体现考生的真实水平。

所以他觉得，应该让考生把平时的代表性作品也一起交给考官，以供参阅，这样才不至于因为临场发挥的限制而错失人才。

那么对考生而言，既然要参考平时成绩，而且录取与否，通榜人和主考官的意见更为重要，那么还不如直接向这些达官贵人、文坛名人递上自己的作品，求他们推荐自己。

所以“参考平时成绩”的思路，跟显名阅卷带来的“通榜”制度结合起来，便催生了向达官贵人“行卷”求推荐的现象，美其名曰“求知己”。

白居易那个脍炙人口的“道得个语，居即易矣”，便发生在他向顾况行卷的时候。

顾况一看白居易名字，就笑他“长安米价贵，你恐怕居住不易。”

结果读了白居易递上来的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当下就拍案叫好，“能写出这样的诗，居住在长安也容易啊！”

遂大力推荐白居易，白居易声名大振，次年顺利考中进士。

如此一来，举子得到录取，当年的主考官无疑就是他们的恩人贵人。

所以后来逐渐产生了“门生座主关系”，所谓主持科举考试的礼部侍郎，就是新科进士的“座主”，即“南宫主文为座主，登第进士为门生”。

成为老师，甚至不需要传道受业解惑。

主考官和通榜人，只是有了拔擢的动作，选材的权力，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所有人的老师。

这种“师徒关系”最大的作用不只是传授知识，更是利益集团、人脉提携。

新科进士春风得意，走马看花之时，只记得慧眼识珠的恩人，有谁还记得教他们识字断句，吟诗作赋的乡塾先生呢？

所以如果事情真的变成学徒制，则“师承关系”最大的意义，除了传授最多的知识，还在于你拜了一个最有力的码头。

知识的获取，是很容易的，随着科技的发展会越来越容易，但是人脉和机会始终殊为难得。

在拜师的同时，你走上江湖时面对的第一个敌我势力格局，也就从此确定了。

三）冒领天恩

不只师承关系另有他用，教育本身的功用，其也不只是传授学习知识。

更确切地说，我们目前已经习惯了官办教育连接着统一高考的形式。但是既然退回“学徒制”，就必须要把“教育”和“考试”拆开来分析。

 

因为学徒制首先就是教育退回到私人领域，则考试是否为公家的考试，就也成了可以讨论的问题。

考试的本质，是一种选才权。

在“通榜行卷”制度下，选才权其实并不在国家手里，而是掌握在主考人和通榜人手中。

而且这种权力可以长期保持。主考官可能会被时时更换，但是通榜人本来就不是官，而是有影响力的文坛巨擘，所以不会被换。有的名声威望较高的通榜人，甚至可以得到多位考官的意见参考。

如果几位通榜人关系好，甚至还可以“互为通榜”。唐朝的权德舆和许孟容，就“进士可不，二公未尝不相闻。”

今年你做主考官，我做通榜人，明年换我做主考官没关系，你做通榜人就行了。反正拟名单的事情，总脱不开你我二人之手。

这样一来，选才的权力，很容易就被集中到一人或一个小集团手中。唐代文坛的“古文运动”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

所谓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，向来被视作古文运动的开创者，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。

因为当年录取韩愈的“通榜人”梁肃，自己就是古文大家，梁肃的老师独孤及，是盛唐时期古文小圈子的核心人物之一。

韩愈是梁肃的弟子，“愈从其徒游”，所以梁肃才会推荐他上榜。上文提到的权德舆和许孟容，也是著名的古文专家。

所以，所谓一洗骈丽之风的“古文运动”，不过是发扬于韩愈之手，追根溯源，早在韩愈之前，选才权就已经牢牢被掌握在梁肃、权德舆、许孟容这些“古文派”手中。

所以古文的复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只要“古文派”一直能占据舆论高地，具备巨大的社会影响力，成为通榜人，他们就可以通过推荐人制度，源源不断地扶植提倡古文的人才，那么他们得偿所愿，就是迟早的事情。

而且从学生的角度来看，既然“行卷”时要考虑主考官和通榜人的心思，那么这些贵人的政治主张，当然就会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举子，天下遂成古文之风。

科举考试，成了主考官的政治上一块巨大的“自留地”。

更麻烦的是，因为录用权完全掌握在推荐人的手里，所以新科进士们谢的是录取他们的“座主”，却不谢天恩。这岂不是用天家的考试，做了自家的人情？

所以直到宋朝，赵匡胤建立殿试制度，把取才权最终掌握在皇帝手里，举子们才从“座主门生”变成了“天子门生”。

所以倘若“考试”和“教育”全部下放，那么就会贴近唐代的“座主门生”制度，通过师承关系，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。

四）教育之道

从古文运动中，我们其实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：因为位高权重的“通榜人”全部都是古文大师，所以举子们为了中举，要揣摩他们的意图，自然就会向古文方向靠拢。

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，教育最大的作用，根本就不是“教化民众”。

而是通过在天上吊下来一根巨大无比的胡萝卜，告诉你“读圣贤书，就有官做”。于是所有想做官的人，都争先恐后去爬那根胡萝卜。

所谓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画大饼政策向来是有效的。如果真能吃到大饼，当然人人都会衷心拥护“大饼体制”，谁还会挖空心思去造反呢？

这时候，官家只要把自己想要灌输给民众的知识，设置成“必考科目”就行了。

如果是官办的教育，那么内容和考试内容完全配套，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柏拉图的理想国，就一定要实行官办的教育，目的在于统一思想。

但是如果事情退回到“学徒制”，这个系统就会彻底地溃散。

教育的目的，不再是为了“通过考试”，那么如果不想做官拿文凭，或不拿文凭也能过得好，就没有必要再去学习“规定的知识”。

老师可以自己选择，教授给学生的内容。

明代是“官家考试，私家授课”，书生一直有结社的传统，但起初不过是为了互相出题，一起揣摩命题人的意图。

结果时间久了，尚且闹出个“东林书院”。

如果干脆有人，连考试都不考了，新课纲通通丢到废纸堆里，专门开一个讲坛，就讲谋生的技能。

讲侍弄花草，烧陶炒茶，书法绘画，倒还罢了。

万一真有人讲起“心学”，“冬川豆”，专门咖啡磨坊，那场面可就太热闹了。

（我是军师，大祭酒，2018年10月15日午）